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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 编辑:皇家国际 -

“两个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原标题:“两个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界主要侧重在经济学领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事实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集中表现在人的再生产、自然界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三个方面。探讨这一理论对我们当前正确认识和建构人与社会关系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个和解”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是马克思、恩格斯较早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恩格斯最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及这一观念;马克思随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这一思想并对之作了深入阐发。到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又几乎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回归这个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他早年关于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思想,进一步表述为通过人和人结成的共同体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的控制来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两个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明确指出,在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之后,人们就“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不仅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就十分重视“两个和解”的思想,而且在他们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又再次回归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在他们的整体思想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在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和冲突关系愈演愈烈的今天其时代价值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在理论上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质疑与回应

虽然从经济学语境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无可非议,但是若只局限在这种语境中,必然会狭隘化地理解乃至曲解马克思理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当代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阿伦特、鲍德里亚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例如,海德格尔认为,当马克思谈到“改变世界”时,是指在生产关系中通过实践来改变,但是实践“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生产”,而“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因为这种生产是以技术“支架”为基础,其所产生的人就是“隶属于生产的消费的人。这就是我们先时代的人”。阿伦特认为,尽管马克思把“劳动”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所谓的劳动,和传统一致,是指生产维持生命体必需的物质的手段”。而鲍德里亚则把马克思的“劳动”限定在经济财富的“生产价值的理性活动”上,生产和再生产都被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之境”中,并因此而试图打破马克思的所谓“生产之境”。面对当代西方学者的众多质疑,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丰富性,需要我们拓宽视野,从社会哲学的理论视角去发掘其中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是他们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义地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视为人类解放、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解放和福音,而且还使人类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更多和更普遍。

那么,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否只能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展开呢?显然不是。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可见,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强调“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并非用以说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绝非什么难事,但要找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就不容易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站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上,从不将资本主义带来的矛盾、危机、罪恶等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其开脱罪责,寻找替罪羔羊。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最符合人性,因而是永恒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不是由它自身造成和带来的,而是另有原因。他们不去“检验国家各个前提本身”,不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他们为资本主义找到的替罪羊是自然界,他们把人类社会存在着的一切罪恶包括贫困、疾病、战争和瘟疫统统归于自然原因。这些为资本主义开罪的学说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做的最为过分和最为荒谬。为了为资本主义辩护,马尔萨斯杜撰了一个所谓生活资料按算术级增长,人口的生育和繁衍按几何数增长的自然规律,并认为这一规律“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除了马尔萨斯,还有其他经济学理论如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学派也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重商主义把贵金属视为财富的象征,由于自然界贵金属的稀缺而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争夺,导致了人类的贫困、战争和苦难,在重商主义者眼中,金钱就是神,而自然界什么都不是;重农主义则把资本主义导致的灾祸归之于土地的稀缺和有限性,在重农主义者眼中,地产才是“唯一的”“主体本质”,而劳动是从属于地产的。总之,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各种理论都毫不掩饰地将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归之于自然界,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皇家国际,换言之,不应该仅仅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理论,而应该在超经济因素的“现实的生活的”社会领域中去理解它。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入手创立“两个和解”思想的。他们所做的批判就是要根本扭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意或无意犯下的错误: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要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必须变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公共所有制。恩格斯直指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绝伦,指出,如果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的话,那么,“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恩格斯为了驳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还援引了科学按几何数的发展和地球上大量存在的荒地来证明人类只要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并进而改变占有方式,人类自身和人与自然就能够实现双重和解。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恩格斯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并在一生的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核心思想。马克思则以男人和妇女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一致性。他说:“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资本主义制度把男人和妇女的关系变成了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是以这个制度把一切公共所有物如土地、共同劳动的产物、资本和劳动者自身等都变成了可以由私人占有为前提条件的。要解决男人与妇女之间的战争,或者说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变更为公共所有制才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才是实现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之间和解的根本条件。这一思想同样是马克思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思想。

蕴含社会批判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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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后者。纵观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它具有三方面的内涵。

“两个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之所以居于核心或关键地位,原因就在于,它直观而又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用社会共同体所有制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

首先,马克思的“再生产”是人的再生产、生命的再生产。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的自身生命的产生、维持和发展就是人的再生产。这种现实的人的再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共产党宣言》全篇围绕“消灭私有制”展开,但马克思同时指出,“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因为雇佣工人只能靠仅有的这些生活资料的占有来“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命再生产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是产生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维持和再生产这个劳动力就构成了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成本,“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对此,阿伦特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她看来,劳动者的生命再生产是“马克思理论的起源”,认为“马克思以此道出了一种其前人……和其后来者从未达到过的深刻的体验”。当然,阿伦特对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

理解和把握“两个和解”思想,既不能像早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那样,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归于自然界;也不能像今天的一些环境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那样,倒过来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关系归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前者是对自然界的蔑视和不屑,后者是对人的贬低。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就是他们既不了解人与自然的区分,又不懂得人与自然的统一。一方面,在他们眼中,自然界微不足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人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他们蔑视自然界,实际上就是蔑视自己;另一方面,他们看不到人是自然界中唯一的自觉力量,因而嚷嚷着要把独立性和自主价值赋予人以外的自然万物,他们这样做时,就只能敌视人,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祸患。

其次,马克思的“再生产”是整个自然界的再生产。马克思指出,动物也生产,但它是片面的,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世界。在此,马克思是以人的生产的全面性和美的规律的构造来说明“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无疑超越了把自然界仅仅作为索取和掠夺的资源对象,而以一种生产伦理和生态伦理的视角对待自然界。马克思的全面性再生产表明人能够以自然对象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相结合的真正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它不仅在自然对象中追求和体现美的规律,而且通过这种实践能使人类自身得以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生产解释为以进步为目的以及对技术“支架”的依赖,鲍德里亚把马克思的生产界定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来支配自然,认为“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被支配概念,没有任何其他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科学和技术,通过分离的方式把自然无限地再生产出来时,才实现了自然的本质”。这些显然都是误解了马克思“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深刻内涵。

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自觉意识或类意识的存在物,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并非说人对这个世界有多大的权力,自然界应当臣服于人的统治和奴役,而是说明了人对这个世界,对自然界和他们自己承担着最大的责任。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危机,我们都只能从人类社会方面查找原因并解决问题。难不成人可以把问题、责任或危机统统推给无意识的、盲目的自然界?但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力量,人类实践活动作为一种自觉自愿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作用下却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变成了一种盲目的、与自然界没有了任何区别的力量,人的实践活动成为一种被动的、不堪忍受的苦役,因而也成为一种盲目的活动。所有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都源于人的质的“下降”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沉沦”。造成人的本质“下沉”和实践“沦丧”的原因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消灭私有制,不建立起由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不由这个共同体占有全部社会生产资料和由它来实现财富分配,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无法解决。这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表达并终其一生坚持的思想和信念。

最后,马克思的“再生产”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在此,马克思表明生产的目的是“再生产”出生产者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即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换言之,生产者的社会存在条件是生产者再生产的结果。当然,人与社会是相互生成的,人生产社会,正如社会生产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社会存在条件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存在条件必然呈现出阶级关系特征,因而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下,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于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辩证的“再生产”关系,即他们“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在工人生产出资本家、资本家生产出工人的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就被“再生产”出来了。这种“客观存在条件”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表现为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今形形色色的生态主义者,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虽然它们都试图从人类社会内部找寻原因和办法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但他们不是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一致性方面,不是从人是从自然界中生长起来的唯一自觉力量、因而对自然界承载着巨大责任方面,更不是从人的自觉自愿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乃是这两种关系变质和恶化的根本原因等方面来认识和解决问题,因而他们根本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上述立场出发,不仅为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有效路径和方法,而且得出了人类必将通过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实现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自然解放三者有机统一的乐观和科学的结论。

因此,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表现在对人自身的再生产、对整个自然界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说明,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再生产不仅是片面的,还会遮蔽掉马克思以此展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批判的分析视角。

(作者:皮家胜,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助力构建良善社会关系与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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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良好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极端重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关系的剥削性质,资产阶级“再生产”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异化的社会关系,于是消灭私有制、“再生产”出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就成为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客观存在条件”的根本要求。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首要是消灭私有制及其劳动分工以“再生产”一个平等而自由的社会关系,因为私有制及其劳动分工建构的剥削社会关系使大多数劳动者个人处于“预先确定”的不平等不自由的被剥削关系中,极少数个人“预先”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他们把这种社会关系以“国家”的“虚假的共同体”方式确立下来,成为外在的“物质力量”。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再生产”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以消灭这种外在的“物质力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另一方面,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再生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可见,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异化劳动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异化关系,“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于是马克思认为,必须“再生产”一个人与自然之和谐的良性社会关系,其中,自然界将成为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和真正现实生活的要素,人的自然的存在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总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丰富内涵需要我们不断拓展研究视域以对其重新认识、重新阐发,其中蕴含着构建良好的人与人之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当前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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